美国人对大国衰败原因的说明，最主要的有这么几种：1．侧重从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责任的角度来探究大国的衰败原因。其原文是，大国和强国的地位必定拒绝这个国家分担更加多的国际义务，这就是“大国的开销”，但实质上它并没能力分担这么多的责任，最后因为它的开销和能力更加失去平衡，于是日益南北衰败。这主要是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亡》里明确提出的观点。
他实地考察了16世纪以来世界上各大国的盛衰史，还包括西班牙、奥地利、荷兰、法国及俄国、大英帝国、苏联等等的先后兴亡，也实地考察了16世纪以来东方如印度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中国的清帝国等的兴亡，最后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因其已享有的国际地位“而在地理和战略上使自己的战线纳得过长，如果它将大部分收益用作‘保卫国家’，而把较多的收益用作‘生产性投资’，那么它有可能会察觉自己的经济生产在上升，并使自己符合公民消费拒绝和保持国际地位的将来能力受到可怕的影响。”他还认为，他文学创作该书时的苏联、美国和英国都已再次发生了这种情况。
他证明，古往今来，强国都是在这个无法处置的对立下衰败的：要沦为一个大国，就必须有一个兴旺的经济基础；然而，要展开战争或要在世界上获得或保持最重要影响，就必需把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能力”用作“非生产性”的军备支出。把应当用作生产的财力和物力用作军事，实质上是在冒险，是在悄悄地巩固国家的经济基础。尤其是当与那些为了将来发展而把较小收益投入生产的国家比起时，这种风险就不会变得很显著。保罗·肯尼迪还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早就告诉这些道理，政治家们也不是不懂这一点，艰难在于明确处置一起不更容易。
他们经常深感自己正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危险性或深感危险性的时候，付出代价保证军事安全性，这无论如何是适当的，最少就保持眼前的统治者来说是这样，但这不会减轻国民的开销，从而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巩固自己的发展潜力；如果把国防支出维持在低水平，这样又不会使国家利益受到外国的威胁，人民不会担忧国家的安全性，从而对自己产生反感。结果是，政治家们往往壮烈牺牲长远利益而保证眼前的利益。换言之，大国的衰败大多是由于力不从心。
一个国家之所以沦为大国，是因为它的力量比其他国家都强劲。但一当它确实在世界上获得根本性影响，必须由它来分担“国际宪兵”的责任时，它迅速不会找到，自己的实力与客观的拒绝差距太远。也就是说，它实质上并非知道那么强劲，它的实力足以全面管束这个世界，它只是在这个世界上相对说来尤为强劲而已。
但它既已获得这个地位，它又被迫分担起各项适当的“责任”，结果惜由于力不从心而把本来应当用作生产的资源用作战争和外交，造成自己的衰败。（思维一下我国历史上的春秋五霸的命运，就很更容易明白这个道理。它们先后霸主，但它们的力量意味着比同期的其他大国稍微强劲而已，一旦沦为霸主，其岌岌可危的局面迅速就曝露出来了。
）2．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收缩丧失掌控。这些既得利益集团除了本集团的利益外不关心国家的利益，从而妨碍了社会的发展，造成国家的衰败。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国家兴亡探源——经济快速增长、滞胀与社会脱节》中回应不作了详尽的论证。他的基本观点是：一个国家在发展中不会构成一些分利集团，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集团一般总是考虑到本集团的利益，即使它们有时不会考虑到国家的利益，也是首先把自己集团的利益置放其他利益之上。
如果它们中某个集团享有充足的权力，就不会把集团的利益置放民族利益之上，从而妨碍国家对民族利益的执着，最后造成国家的衰败。他说：“在任何集团为其本身谋求社会总收入的更大份额时，该集团会关心此种重新分配对全社会导致的任何数量的损失。因此，我们所辩论的各种社会的组织采行集体行动的目标完全无例外地都是谋求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为了减少总的生产量——换句话说，它们都是‘分利集团’（或者，用较为文雅的语言来说，都期望‘坐享其成’）。
”分利集团在其力量超过一定程度后，就企图独占一切。他举例说道，开业医生的数目减少，如果其他条件恒定，那么医生的收益不会上升，所以各国医生都利用医生工作的特殊性来容许新的医生开业，“从许多国家医生收入水平甚低的事实看，这一希望已获得成功”。
关于对新开业医生的种种拒绝，如学历证明、资格考试等等，虽有其一定的理由，但他指出，“如果这些措施确实是为了病人的利益，则对老医生也不应一视同仁，定期通过考试以检验其医学知识否合乎现代水平，但实质上并非如此”。律师等等行业也是这样。
这种分利集团的恶性膨胀，不会相当严重妨碍社会发展：“分利集团具备杯葛任何变革的动力和权力，因为变革不会褫夺它们所榨取的不断扩大了的社会生产量份额”。这种情况在分化轻微的社会特别是在是这样：“在不稳定的社会中，仅次于最富裕的利润阶层的组织得较为好，而他们往往占据该国中比例极高的各种生产要素。他们制定不利于自己的各种政策，并且以各种有所不同的方式强占这个社会中无的组织的广大群众的利益，从而使收益更为不公平”。
必需看见，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者不存在与当时的明确发展情况适当的一定的利益集团，或者说，任何形式的发展都是通过某种适当的利益集团来构建的，或由它们起主导作用。这就是说，一定程度上的利益集团的不存在是一种长时间现象。
但不长时间的是什么呢，或者说利益集团在什么时候才对国家发展起妨碍起到呢？这就是它们的过度收缩或它们执着自身利益的不道德没受到一定的约束。如果它们能只能地通过减少其他阶层开销的办法来符合自己的利益，它们就绝不能回头通过竞争和改良的办法来提升自己的收益。奥尔森指出，印度在独立国家后很长时间内发展不理想，主要是因为它的分利集团权力过大，即在种姓等级制度的支配下，上层阶级之后维持了用于特权来确保自己利益的习惯（闻该书第196页）。从上述辩论可以显现出，所谓分利集团，既指历史上的利益集团（如种姓制度下的高级种姓），也所指现代的利益集团（如医生和律师）。
也就是说，维持现代国家活力的一个关键，是不要让不受约束的利益集团构成。3．由于缺少竞争，造成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脱节，从而造成国家的衰败。
在分析为什么原本强劲有心的中国或印度后来沦为原本比较领先的欧洲的奴役对象时，绝大多数学者都把这一点作为一个最重要原因明确提出来。他们都指出中国、印度这些国家历史上缺少竞争，造成了脱节，而欧洲的中世纪虽然领先，但却由此发展起一种生气勃勃的体制，在竞争中取得发展的良机。兰德斯在《国富国贫：为什么有的国家那么丰而有的那么贫》中说明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东方的中国首先南北现代化时，指出主要是由于西方享有三个不利因素。
一是有更加大的探究科学知识的自主权。二是在不统一中发展统一，即不执着政治上的统一，但有联合的宗教，可以互相理解的语言、类似于的文化传统和不道德方式，这就使他们既维持一种相互竞争的态势，但又不阻碍他们的交流与合作。三是研究工作常规化，并及时获得传播。
总的来说，就是发明创造受到希望和反对，这是一个国家脱节不脱节的指示器。西欧从中世纪以来，由于特定的政治和经济条件，较早于踏上了希望发明创造的道路，也就是较早于踏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这一点与上面一点是相互号召的。
导致脱节的原因，既有可能是内部的，也就是上面谈的利益集团丧失掌控；当然也可以是外部的，因为不不存在来自外部的强有力的挑战，统治阶级不会显得不思进取。内部和外部也是比较的。缺少竞争的原因，开始时有可能产生于利益集团过度收缩而使其他阶层无法积极开展竞争，但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即使这个国家面对外部的强有力挑战，也不会因为积重难返、利益集团牢牢地掌控着国家命运而无法做出有效地的迎战。
我国鸦片战争以后非常宽一段时间内就科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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